驳左权“自杀”之“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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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15-06-29 10:08

题目:驳左权“自杀”之“论据”
作者:高炜 房兵
书报刊名:《世界军事》2015年七月上,第69~73页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台湾方面在出版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年历时,第一次将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列入“殉国”人员。本来,海峡两岸在互相承认对方抗战历史的问题上能有此进展,当为民族之幸,不料网络上却因此产生了争论,一些人甚至在微博上大喊:“左权并非战死!”然而,所谓“左权并非战死”之声亦不过是个结论,其“论据”何在呢?本文作者从流传甚广的所谓“论据”入手,层层剥笋鞭辟入里为您细细解析。毕竟,妄下结论及以“标题党”博得眼球总是很简单易行的事,但无视史实且轻薄狂妄的举动却是非常令人不齿的。

左权有那么脆弱吗?

  从黄帝战胜蚩尤是靠了神仙帮忙,到“9·11”事件是美国自导自演,风闻野史最大的作用是让山野村夫茶余饭后找个乐子。但近期却有专门研究历史的学者,拿这些缺乏事实依据的传言,来否定“左权将军战死沙场”的历史定论。这是一篇在2005年发表于某杂志的文章,题为《左权将军的烈死与“托派”嫌疑》的文章,作者署名“散木”(编注:以下简称“散文”)
  “散文”在推测左权将军可能自杀的时候出示了两个证据。一是左权曾因“托派”嫌疑受过党内处分,一直没有正式平反,到了抗日战争时可能再次遭到斗争,因此有以死明志的“可能”。这里,我们姑且不去追查这种“可能”被某些学者引用之后怎么就成了“结论”,单说此文用于自证的材料就让人哭笑不得。“散文”中大段引用了左权将军关于自己冤屈的申诉书:
  我在1932年曾受过党的留党察看处分一次,那是因为在肃反当中被反革命托派的陷害及调闽工作时遗落托陈取消派(即托派)文件一份……这是个错误,也是个疏忽,愿受应有的处分。唯被托派陷害一事,痛感为我党的生活中最大的耻辱,实不甘心。但当时中央书记处他们未发觉,虽是曾一再向党声明,亦无法为党相信……迄今已经10年了,不白之冤仍未洗去,我实无时不处于极端的痛苦过程之中。回溯我1925年2月在广州入党,那年冬即赴莫斯科。1930年6月回国,同年9月入苏区,直到现在已将近17年了……总以为真金不怕火炼,党有工作给我做,在斗争中工作中表白这不白之冤,自有水落石出之一日,以此安慰自己。现在我觉得不应该再忍受下去了,故向党提出要求,请将我的问题做结论,洗涤这一不白之冤,取消对我留党察看的处分。我再以布尔什维克的真诚坦白向党声明:我没有参加过小组织活动,我与反革命托派无论在政治上组织上均无任何相同之点,无任何组织关系。我可以向党担保,我是一个好的中国共产党员,希中央讨论答复。
  为了渲染气氛,文章煽情地写道:“那是他流着泪写的,信中倾诉了那后来令他决然以死的不平”。但从这份申诉书的字里行间中哪里能看出“决然以死”呢?
  左权受到的只不过是留党察看处分,并不是什么太大的处理,而且一年半之后便被重新起用,担任中央红军头号主力红一军团参谋长,继而代理军团长。到红军整编为八路军(后改称第18集团军)时,比左权更早任军团长的林彪也只是个师长,而左权却成为第18集团军副参谋长,而且在参谋长叶剑英一直未到前方的情况下,实际履行参谋长职责,相当于八路军(第18集团军)前方总部的参谋长,直接辅助朱德、彭德怀指挥整个八路军的前方作战,包括著名的“百团大战”,可谓备受重用。就连当时频繁往来于前方(八路军总部)与后方(延安总部)之间的许多电报,署名都是以“朱、彭、左”联署的。
  毋庸置疑,背个党内处分对此时的左权将军而言,声誉固然受损,但实际带来的损害并不大,有什么可让他非要“以死明志”不可的呢?笔者读过很多回忆左权将军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显示他是一个很有理性且思维缜密的人,为这么个小问题“以死明志”,显然不符合他的性格。

身先士卒有问题吗?

  “散文”推测左权将军可能“自杀”,提出的第二个证据是在遭到日军炮击时,左将军明明可以躲炮却没有躲,所以明显是“求死”,这还能不是“自杀”吗?对这个问题,要从一些最起码的军事常识说起……
  首先,我们需要还原一下左权将军牺牲时的战斗场景。左将军牺牲于十字岭战斗中,其大背景是八路军总部遭到进攻日军的突袭包围,他的任务是率领集总(第18集团军总部)机关及直属队、北方局机关及北方局党校突围。这个任务完全符合他的身份,直到今天在我军各级司令部的任务分工中,副参谋长还是负责机关及直属队的。而此时的“集总机关及直属队、北方局机关及北方局党校”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首先,集总机关及直属队中的绝大部分,并非一线作战部队,非战斗人员比例很大,战斗力较弱,自身突围已经颇为困难;其次,北方局机关及北方局党校更是以非战斗人员为主,其中还有很多干脆连军人都不是,不仅缺乏实战经验,甚至都不具备令行禁止的军队作风,这在突围过程中将是非常要命的;第三,这些单位的通信工具都很有限,通信手段主要靠吼,甚至连旗语、军号这些简易通信手段,也只能保证其中的军人能懂会用,非军人是很少能看懂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指挥突围,除了作为最高指挥员的左权将军亲自站在最显眼的地方连喊带比画外,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此外,炮弹是面杀伤武器,左权将军可以躲炮,那些面对残酷的战争、缺乏基本军事技能的地方工作人员会躲炮吗?对他们来说,最好的躲炮方法,就是赶紧跑,跑得越快越好,跑得离鬼子的炮火杀伤范围越远越好,此外,还能有什么好招?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除了个人体力的因素外,在突围现场的关键位置上一定要有人组织指挥,并且是不间断的组织指挥,最好要有一位所有突围人员都非常熟悉、非常信赖的高级指挥员亲自指挥,以自己镇定自若的率先垂范,激励大家迅速突围,让突围队伍不至于由于惊慌失措而拥塞在突围路上,继续被敌军炮火大量杀伤,这难道不是组织突围的指挥员当时唯一能做的事情吗?
  想象一下,在一片弹雨中,一群惊慌失措的人们,只能隐约听到落弹间隙传来断断续续的指挥口令,却根本不知道这是谁在指挥——因为指挥员趴在地上躲炮呢,更看不到任何指挥信号,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无法想象!
  事实上,左权将军牺牲的位置离十字岭的山脊已经不远了,据目击者称是在“距十字岭顶峰十几米处”,如果从他个人安全的角度考虑,只要再向前猛跑十几米冲到反斜面去,生的希望就会大大增加;但如果从指挥突围的角度看,他只要在危险的现地再多坚持一会儿,更多的突围队伍就能更快地冲过这十几米的生死线。
  是先就地卧倒保命,而后迅速跃起冲到安全地带,还是冒着随时可能中弹牺牲的巨大危险留在现地,坚持不间断指挥,从而让更名的人突围出去?这样的生死抉择,对于一生都忠于职守,即使被错误地处理依然对党无限忠诚的左权将军来说,是根本不需要考虑的,他根本不可能选择前者!
  可见,“散文”作者因为左权将军没有刻意隐蔽自己,就推断他可能是“自杀”,一是缺乏起码的军事常识,二是对共产党军队高级指挥员在关键时刻身先士卒、率先垂范的指挥风格缺乏起码的认知。

同志们都安全突围

  “散文”中还提到一个细节,左权将军的战友回忆:“左权是在部队突围中牺牲的,可是他在敌人炮火的猛烈轰击下,一再叮嘱战友卧倒,自己却依然继续前进……结果他被日军的炮弹击中头部,壮烈牺牲。事后,彭德怀将军也不解地发问:当时日军向麻田十字岭我方发射了三枚炮弹,作为训练有素的高级指挥官,左权应该完全能辨别出炮弹飞行的声音和角度,但是他没有躲避。这是为什么?”
  据此,“散文”反问:“难道左权将军是想不惜以自己的死来说明什么吗?”
  这个问题,作者显然对炮兵缺乏基本的了解。火炮分为直瞄和曲射两种,说通俗些,前者是打直线的,就像枪支的射击一样,后者的炮弹则是要划一个抛物线落到目标上。直瞄火炮因为打直线,初速又快,往往炮弹要比自己的声音跑得更快,即使没有更快,从听到声音到炮弹飞到也没多少时间,听声躲炮相当困难。当时日军用的显然是曲射火炮,又以迫击炮可能性最大。而迫击炮是所有火炮中弹道的抛物线最为弯曲的,从炮弹出膛到落到地上的时间很长,所以打运动目标非常困难。如果左权将军是象“散文”中说的那样“一再叮嘱战友卧倒,自己却依然继续前进”,恰恰说明,他已经是在躲避炮弹了,当然,是在不能采取“卧倒”这种对他自己而言最安全的躲炮方式之下作出的选择。因为作为突围行动的最高指挥员,此时此刻,他不能“消失”,他也不能允许自己“消失”!
  同时,由于曲射火炮的炮弹在划抛物线的过程中会受到诸如气流、湿度、温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所以会发生偏差。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这种偏差的影响,炮兵通常采取先以单炮试射,根据试射的弹着点调整火炮的射击诸元,然后再集中多门火炮实施集火射击。作为一位久经沙场的名将,左权将军不可能不懂这些。因此,当第一发炮弹落到他附近时,他肯定会意识到,此时日军的其他火炮正在根据这发炮弹的落点调整射击诸元,下一步很可能就会是一群炮弹覆盖过来。而他此刻所面对的,是夹杂着大量非军人的突围队伍,一旦日军的弹群落下来,将有多少人倒在血泊之中?
  日军的弹群什么时候会落下来,这是他没法控制的,他当时唯一能做的,就是指挥突围队伍尽可能快地通过这片日军的炮火封锁区,而在当时情况下最有效的指挥手段,就是靠自己的口令(吼)再加上自己的“肢体语言”!
  这其实又回到了上一个问题——他要选择是赶紧组织突围队伍前进,好让更多的人尽快离开炮火封锁区呢,还是只考虑自己的安全?这种无奈之举,怎么能被说成是想自杀呢!
  关于这个问题,当时在八路军总部政治部工作、目击了左权将军牺牲过程的孟广涵老先生认为,“他应先卧倒,然后一个侧滚翻,就可避开第二颗炮弹”。不得不说,这只是孟老先生的良好愿望。如果下一步飞来的是弹群,光靠滚动是絶不可能脱离落弹区的,而如果飞来的只是第二发炮弹(左权将军事先不可能知道是来一群弹还是一发弹),那么,他卧倒后显然应该原地不动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两发炮弹落在同一个点上的概率是极小的,当第一发炮弹落下后,它的落点反而是第二发炮弹最不可能落下来的地方。这个常识左权将军不可能不懂,只是,他没法卧倒……
  根据孟老先生的回忆,左权将军牺牲了,“而他当时所带领的同志都因他的指挥而安全突围”。

请尊重将帅的行为准则

  还有其他一些野文,质疑左权将军在写给妻子的信中,为何只写“逆流万一不幸来到”而不写“抗日牺牲”,某些纪念左权将军的文章为何只写“舍生取义”而不写“战死”?这就更让人哭笑不得了,中国人说话讲究个委婉,怎么这也成了问题?更何况这个“逆流万一不幸来到”根本就是一个编造!
  在凤凰卫视某期节目中,左权将军的女儿左太北当众读了这封信的片段,该句用词明明是“如果时局有变”。左权将军写这封信时,其夫人及女儿都在延安。写此信时,八路军总部已经得到了日军要发起新的进攻的情报,左权将军不可能确定日军这一次会不会再次进攻陕北,所以提前打个招呼。其原文是:“我虽然如此爱太北,但时局有变,你可大胆地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一切,以不再多给你受累,不再多妨碍必要之行动为原则”——这无非就是告诉妻子,一旦遇到紧急情况,不要为了孩子把自己搭进去了,对于战争年代天各一方的革命夫妻来讲,这难道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中国古代兵书《黄石公三略》中有这样一段话:“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办,将不言倦;军灶未炊,将不言饥。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是谓将礼。”强调指挥员要身先士卒为士兵作表率,并认为这是指挥员应有的行为准则。为了能够激励士气、提高指挥效率,自古以来很多名将都会通过身先士卒来感召士兵。
  美国南北战争中的第一次奔牛河之战,邦联军将领杰克逊在战场上调度部队时被流弹击伤右手,他只是简单包扎了一下便又一次站在了自己的指挥位置上,美国人有没有认为杰克逊想自杀?没有!邦联军将士们纷纷传颂“看,杰克逊像石墙一样屹立在那里!”直到今天仍然有人在谈到这位将军时称其为“石墙”杰克逊——难道他当时没有副手可以顶上去么?虽然现代战争中的高级指挥员亲自冲锋陷阵的机会越来越少,但其感召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视的。两次海湾战争中,美国父子总统布什都会亲赴前线慰问士兵,鼓舞士气。
  美军如此,从建军的早期就提出“官兵一致”的人民军队难道不更应如此?特别是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左权将军在率领一群军民混杂,相互间不熟悉的人,也没有电台可用时,不站在一线亲自指挥,还能如何?这既是将帅的行为准则,也是将帅的责任——军人上战场的目的是完成任务,不是保命,在“保存自己”与“完成任务”之间,后者才是军人的首选。如果因为军人选择了职责、造成了牺牲就认为是自杀,那是对军人职业操守的无知和侮辱!


文章分类: 历史人物